
无根之人的痛苦折磨 零食小推车 著
已完结 周翰文陈平安
《无根之人》第一章悬崖护身符我叫陈平安,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,无非是图个吉利。
可他们或许忘了,越是渴望什么,就越是会失去什么。我的“平安”,从我记事起,
就是一枚挂在悬崖边的、摇摇欲坠的护身符。我家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,终年不见阳光。
空气中永远飘荡着三种味道:潮湿的霉味、隔壁炒菜的油烟味,
以及我父亲身上那股洗不掉的、混合着汗水与草药的苦涩气息。我父亲是个残疾人,
年轻时在工地上被掉落的钢筋砸断了左腿,从此只能靠一条腿和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拐杖行走。
他不能干重活,便在巷子口支了个小摊,给人修鞋、配钥匙,赚点微薄的收入。
母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她在一所私立医院做护工,
每天伺候那些比她富裕百倍的病人吃喝拉撒。她总说,伺候人是辛苦,但好歹稳定,
还能学到点“知识”。她所谓的“知识”,就是哪种药对哪种病有点效果,
谁家的亲属看起来比较好说话,以及如何用最卑微的姿态,换取一点点额外的打赏。
我就在这样逼仄的环境里长大。我的童年,是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的光影。
是父亲坐在小板凳上,低着头,“梆梆梆”敲打鞋底的专注;是母亲深夜归来,
脱下护士服后,一边捶着腰一边数着手里褶皱零钱的疲惫;是我趴在唯一一张书桌上,
用昏黄的台灯光芒,贪婪地阅读着那些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书。书里有另一个世界。
有仗剑走天涯的侠客,有巴黎圣母院的钟楼,有黄金时代的爱情。那些文字像一扇扇窗,
让我得以从这令人窒息的现实中,短暂地喘一口气。我发了疯似的学习,我知道,
这是我唯一的出路,是我爬出这口深井的唯一绳索。我做到了。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,
成了整个城中村的骄傲。父亲那天喝醉了,他抱着我,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。他说:“平安,
我儿,你有出息了,爹这辈子……值了。”母亲则拉着我的手,反复摩挲,
她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,她说:“到了学校,好好念书,别省钱,妈给你寄。”我以为,
好日子就要来了。我以为,那根名为“命运”的绳索,终于开始向上攀升了。我错了。
命运不是一根绳索,它是一张网。当你以为挣脱了一根丝线时,
才发现自己被更密集、更坚韧的丝网缠得更紧了。高二那年,母亲病了。起初只是咳嗽,
她以为是劳累引起的感冒,随便吃了点药。可那咳嗽就像在她肺里扎了根,日夜不休,
咳到最后,咳出了血丝。父亲慌了,硬是拖着她去了她工作的那家私立医院。
一系列检查做下来,主治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,
表情沉重地吐出了一个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词:肺腺癌,晚期。那一瞬间,
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静音了。医生的嘴巴在一张一合,父亲的拐杖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,
可我什么都听不见。我的脑子里,只剩下那三个字——“肺腺癌”。
我还不懂这三个字背后真正的重量。我天真地问医生:“医生,能治好吗?
我妈……我妈还能活多久?”医生推了推眼镜,
目光里带着一丝我后来才读懂的、公式化的同情。“晚期了,癌细胞已经扩散。
目前的治疗方案,主要是化疗和靶向药,目的是延长生命,提高生活质量。
至于能活多久……这个不好说,看个人体质和对药物的反应,几个月到一两年,都有可能。
”“靶向药?”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“是不是用了这个药,就能好?
”医生看了看我们父子俩的穿着,语气变得更加谨慎:“靶向药效果是好一些,副作用也小。
但……费用非常昂贵,而且不一定在医保报销范围内。你们……要有心理准备。
”所谓的“心理准备”,就是金钱的准备。母亲吃的靶向药,一盒要一万多,
一个月需要两盒。医保能报销一部分,但自费的部分,依旧是个天文数字。家里的积蓄,
在那张薄薄的诊断书面前,脆弱得像一张草纸。父亲修鞋的钱,母亲当护工的钱,加起来,
还不够买两盒药。那天晚上,父亲坐在小凳子上,一夜未眠。天快亮时,
他哑着嗓子对我说:“平安,你好好读书,钱的事,我来想办法。
”我不知道他能有什么办法。但我看到,从那天起,他的修鞋摊从早上五点,
一直摆到深夜十二点。
他甚至开始接一些过去从不接的活——修理那些快要散架的、没人要的烂皮箱。
他的背更驼了,像一张拉满的弓,随时都可能断裂。我也想退学去打工。我跟父亲提了一次,
他第一次对我发了火。他举起那根磨得发亮的木拐杖,指着我,
眼睛通红:“你要是敢不去上学,我就打断你的腿!我陈家的种,不能世世代代都当个瘸子!
”我知道,读书是我唯一的希望,也是他和我母亲唯一的希望。
我只能把所有的痛苦、恐惧和不甘,全部压进课本里。我像一台机器一样学习,做题,考试。
只有在深夜,我才会躲在被窝里,死死咬着被角,无声地流泪。我恨。我恨这个世界的不公。
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,而我们却要用尽一生去走向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罗马?我恨疾病,
它像个冷血的刽子手,专门挑选最无力反抗的家庭下手。我甚至开始恨我自己,恨我的无能,
恨我除了读书,什么都做不了。学校组织了一次募捐。
班主任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我的家庭困境。同学们一个个走上讲台,
把钱投进那个红色的募捐箱里。五十的,一百的,还有人投了五百。我站在台下,
深深地鞠躬,一遍又一遍地说着“谢谢”。可我的心里,却像是被无数根针扎着。
那每一张钞票,都像是在提醒我,我是一个需要被同情的、可怜的失败者。那笔募捐款,
加上父亲东拼西凑借来的钱,勉强支撑了母亲头几个月的药费。母亲的精神好了很多。
她不再剧烈地咳嗽,甚至能下床走动了。她会拉着我的手,笑着说:“平安,你看,
妈没事了。这药是贵,但真是神药。你爸说,等你考上大学,妈就能看着你娶媳生子了。
”我笑着点头,心里却在滴血。因为我知道,这是用钱烧出来的“没事”。药一停,
那只名为“死亡”的怪兽,就会立刻扑上来。钱,很快就见底了。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,
父亲的修鞋摊收入微薄,我成了这个家唯一的“希望”。可我的希望,在现实面前,
显得那么遥远且无力。那天,我去医院给母亲送饭。路过主治医生的办公室时,门没关严,
我听到了里面的对话。是医生在和他科室的另一个年轻医生聊天。“……那个12床的,
陈桂香,就是肺癌晚期那个。”“哦,我知道,她儿子学习特别好那个。怎么了?
”“药快吃完了吧。我看她家那个情况,估计是续不上了。”“唉,这种家庭是真没办法。
靶向药就是个无底洞。说难听点,对他们来说,这就是个用钱买命的游戏,
而且还注定是输的。”年轻医生叹了口气:“是啊。最可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?
这药给了他们希望,让他们觉得只要有钱就能活下去。这种希望,比一开始就绝望,
更折磨人。”主治医生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我们的职责是提供治疗方案,至于他们选不选,怎么选,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。好了,
不说这个了,准备下班吧。”我站在门外,浑身冰冷。原来,在医生眼里,我母亲的生死,
只是一场“注定是输的”游戏。
我们全家拼尽全力、卑微到尘埃里才换来的那一点点“希望”,在他们看来,
不过是“更折磨人”的毒药。那一刻,一种难以言喻的冰冷,从我的脚底,
一直蔓延到我的心脏。那不仅仅是愤怒,更是一种深不见底的、被彻底物化的寒意。
我们不是人,我们只是一个个病例,一个个数字,一场场注定要输的游戏里的棋子。
我回到病房,母亲正看着窗外,脸上带着病态的红晕。她见我来了,高兴地招呼我:“平安,
快来,妈今天感觉特别好,医生说我的指标都稳定了。”我看着她那充满希望的眼睛,
再也忍不住,冲进卫生间,打开水龙头,任凭冰冷的水冲刷着我的脸。镜子里,
是一个双眼通红、表情扭曲的少年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一个让我日后无数个夜晚,
都无法安然入睡的决定。第二章卖肾救母我找到了一家私人诊所,
那里的广告贴满了城中村的电线杆——“高价收肾,安全可靠,解决您的燃眉之急”。
诊所藏在一个破旧的居民楼里,连个招牌都没有。开门的是个胖子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,
像个弥勒佛,可眼神里的精明和贪婪,却怎么也藏不住。我告诉他,我需要钱,很多钱,
为我妈治病。胖子上下打量着我,像在评估一头待宰的牲口。“小兄弟,你这身子骨不错,
年轻,健康。我们这儿呢,价格公道,绝对安全。术后还管恢复。”他报了一个数字。
那个数字,对我来说,是一笔巨款,足以支撑母亲一年,甚至更久的药费。我没有犹豫,
点了点头。“好,爽快!”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,“不过呢,你得先做个体检,配型。放心,
都是免费的。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像个提线木偶,被他们带着去做各种检查。
我不敢告诉任何人,包括我最好的朋友。每次从那家诊所出来,我都觉得自己的一部分,
已经被提前割走了。我走在阳光下,却感觉自己像个生活在阴影里的鬼魂。配型成功了。
手术定在一周后。那一周,我过得像一年那么漫长。我拼命地对母亲好,给她擦身,
喂她吃饭,讲笑话逗她开心。她越是笑,我的心就越是像被刀割一样疼。我在用一个谎言,
去支撑另一个谎言。我用我的健康,去换取她暂时的生命。手术前一天晚上,
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我骗他说,学校组织了一个尖子生培训营,全封闭的,要一个月,
手机要上交。父亲在电话那头很高兴:“好!好!平安,你要争气!家里你别担心,
我跟你妈都好着呢。”挂了电话,我蹲在医院的楼梯间,哭得撕心裂肺。第二天,
我被带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。那不是医院,像是一个改造过的地下室。冰冷的手术灯,
穿着白大褂但看不清脸的人,还有那股浓烈的消毒水味道。我躺在手术台上,麻药打进来,
意识渐渐模糊。我最后看到的,是那个胖子弥勒佛般的笑脸。醒来时,
我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,腰部传来剧烈的疼痛。床头放着一个信封,里面是厚厚一叠现金。
胖子不在,只有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,给我送来了一碗白粥。我挣扎着想坐起来,
却痛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女人冷冷地说:“别乱动,好好养着。一个星期后,自己走人。
”那一周,我活得不像人。疼痛,虚弱,还有巨大的恐惧和屈辱,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
我不知道我的肾被移植给了谁,不知道那个用我的器官换取生命的人,是好是坏。我只知道,
我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人。一个星期后,我拖着残破的身体,回到了家。
我把那笔钱交给我父亲,谎称是学校看我成绩优异、家庭困难,
联合一个慈善基金会奖励给我的“英才奖学金”。父亲信了。他抱着那笔钱,老泪纵横,
不停地念叨:“老天开眼了,老天开眼了啊……”看着他那布满沟壑的脸,
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,疼得无法呼吸。我知道,我用我身体的一部分,
为这个家买来了虚假的希望和短暂的喘息。母亲的治疗继续着。有了钱,她用上了最好的药,
住进了单人病房。她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,甚至开始织毛衣,说要给我织一件,
等我上大学穿。我每天放学都去医院陪她。我给她读课文,讲学校里的趣事。
我会刻意避开所有需要弯腰的动作,我会在她看不到的时候,偷偷扶住我那隐隐作痛的腰。
我瘦了很多,脸色苍白。老师和同学都以为我是学习太辛苦,劝我多注意休息。没人知道,
我那年轻的身体里,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缺口。高考前夕,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。
不是因为药不管用,而是因为她产生了耐药性。癌细胞,这群狡猾而顽固的敌人,
在短暂的沉寂后,以更凶猛的姿态卷土重来。医生告诉我,目前这款靶向药已经失效,
需要更换成新一代的进口药。而那款药,价格是之前的两倍,并且,完全自费,
一分钱都不能报销。我手里卖肾剩下的钱,在那款新药的天价面前,再次变得微不足道。
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。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,像一尊雕塑,一动不动。我走过去,想安慰他,
却发现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。他突然抬起头,看着我,
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绝望的光。“平安,你告诉爹,是不是没钱了,你妈就得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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